初中高中衔接 必修选修关联

——以“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例

施 海 涛

摘  要：高中新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初高中衔接和高中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的关联。本文以选择性必修1的“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一课为例，以初中和高中必修中与本课相关内容的学习达成情况为教学起点、以高中新课程标准对本课的要求为教学目标，将两种关联贯通，从时空联系和“人”“制”关系的角度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传承性和流变性。

关键词：初高中衔接；课程关联；核心素养；课堂实践

学习是在原有知识背景下发生，是对原有知识的利用。因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课标”）特别强调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并着重指出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初高中关联；二是高中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的关联。就之前的研究来看，专家和教师们关注的焦点多在初高中的衔接，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对高中必修和选择性必修衔接的研究也逐渐升温，但是把这两类关联综合起来尚不多见。因此笔者以高中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的“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一课为例进行两类关联的实践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本课通过三个子目阐述了从古代至近代西方主要政治制度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第一子目描述了多样的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以及罗马的共和制和帝制；第二子目描述了中世纪西欧教权与王权并立的二元格局和中古晚期西欧主要国家君主制的发展情况；第三子目介绍了近代英法美三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完善的历程。在短短的一课中，教材阐述了西方近2500年主要政体的演进过程，如将本课涉及知识与高中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和初中《世界历史（上册）》的内容进行对应，可以发现本课的知识点散落在《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一、二、四共3个单元的4课中，而在《世界历史（上册）》中则是第二、三、六共3个单元的9课中。如此大的容量，受篇幅限制，教材很多地方只能使用高度浓缩的文本表述，比如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描述一共只用了205个字、对法国共和政体的描述仅为30个字。如此编写的逻辑是什么？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较好地完成本课的教学任务，我们认为其在于：一、选择性必修的教学是建立在初中和必修基础上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螺旋上升，而不是它们的重复和简单重组，因此在此前已经完成的目标不应再成为本阶段教学的重点；二、虽然选必修和初中、高中必修在教学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但是二者的教学侧重点、素养培养层次上均有所不同。如此一来，要完成本课的教学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研究初中和高中必修阶段与本课关联内容的教学情况，确立学习起点

一般来说，选必修课程的学习基础是同处高中学段的必修课程，但由于本课的特殊性，其基础需要下探到初中。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依据《高考评价体系》和“高中课标”，研判历史学习的达成情况应包括“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核心素养”三大要素，下面从这三个角度分别进行探究。

“必备知识”应包括哪些方面？“高中课标”中指出：“要仔细分析每个学习专题的重点内容、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这三点就是“必备知识”的主体，而且依据知识的层级性，从高到低依次为核心概念、重点内容、关键问题。所谓“核心概念”指的是单元的学科大概念，所谓的“重点内容”指的是课时主题，所谓的“关键问题”指的是“课程标准”对本单元或课时的内容要求。据此，我们以本课“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一目为例分析本部分初高中“必备知识”的分布状况，详见表2：

表2 初高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必备知识”比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点。第一，同为通史体例的初中和高中必修相比较，“必备知识”的相似性与知识层级的高低呈正相关，即处于高阶知识的“核心概念”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处于低阶知识的“关键问题”具有最大的差异性。比如初高中均使用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核心概念，但初中使用的是“初步确立”一词，因为初中生知识储备的不足与高阶能力的欠缺，而革命与制度又是较为抽象的概念，为使学生由浅入深地了解这一内容，它以最典型的英法美三个国家为主题设置3课，通过详细描述各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纲领文件，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进行阐述。高中则使用“确立”一词，两者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所差别。高中淡化对革命具体进程的描述，通过思想与革命、革命与制度的关联，着重分析革命的背景、民主政治的思想渊源、代议制度的共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第二，选必修作为专题史，需要将散落在通史中的相关内容跨越时空用一条主线串联起来，通过把握历史大脉络，形成历史大视野。就具体的知识内容而言，本课与初中具有更多的关联性；就大时空的思维方式而言，本课与高中必修有更多的关联性。因此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本课的学习起点。两类课程的关联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有的课适合初高中衔接、有的课适合必修选修融通、有的课则需要两种关联同时运用，要“因课制宜”。

能力的习得是由低到高渐进提升的。如何了解初高中“关键能力”的达成情况呢？这需要对其分类分层进行定量考查。依据《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再结合专家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笔者设计了“关键能力”的分类与分层，详见表3：

表3 历史学科“关键能力”的分类分层

以中古时期的欧洲为例，在“获取与构建知识能力”方面，《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初中课标”）中往往使用“通过……了解或知道”的用语，因此初中的重点是能从教材图文中获取具体史实如封君封臣制、西欧庄园等的有效信息，能确定各知识点在本课知识结构中的位置等；而高中的要求是将从史料中获取的有效信息与所学知识进行关联，然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构建中世纪的整体面貌。在“历史实践探究能力”方面，初中的要求是能正确地运用历史概念和术语，客观地描述史事；高中的要求是能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探寻背后的线索，如通过对城市的复兴与自治、大学的兴起、王权的强化等的探究，能够发现中古西欧在“黑暗”中所隐藏的生机与活力。总之，高中是在初中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分析、推理等高阶思维的作用。而这种提升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本课教学策略的选择。

在核心素养层面，初高中没有结构性差异只有程度性差别。我们以时空观念为例，初高中均将“时空”作为解读历史的基本方法。初中的核心要求是“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考察历史”，指向性更加明确，一般而言对时空越具体越精准的表述往往考查要求的层级就越低；而高中强调的重点则是时空的联系性，即对历史事物的时空认识不能只限于该事物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还应该考虑与之横向或者纵向相关联的历史事物，无论在历史视野的广度上还是在历史思维的深度上，初高中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初中要求的是能在地图上知道中世纪西欧和拜占庭帝国的地理范围和发展变化、能在时间轴上标识出重大历史事件的节点，着重点是时间的特定性和空间的具体性。高中的要求则是能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封建时代欧洲上承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又在发展中孕育近代文明嬗变因子，明确中古西欧的时序脉络及阶段特征。简言之，在时空观念上初中要求的是点状思维，而高中必修需要的是将相关的点串成线的能力。选必修则是在此基础上培养通过时空联系的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理解历史事物是在时序中的绵延、在联系中的变化这一理念。

根据分析我们发现经过初中和高中必修的学习：在必备知识的积累上，学生掌握了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在关键能力的培养上，学生初步具备了获取与构建知识、史事与人物的比较、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阐释历史事物前因后果的能力等；在核心素养的涵养上，学生基本达到了“高中课标”学业质量水平2的要求。以上就是本课学习的起点。

二、研究“高中标准”，确立本课的教学立意

“高中课标”对选择性必修1的总体学习要求是：“加深学生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上层建筑的各领域的实质进行深入分析，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对本课的要求是：“了解古代至近代西方政治体制各主要类型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研究教材的文本表述可以发现，教材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详细解释各主要政体的含义上，而是将之放到具体的时空背景中了解各政体产生及发展的历程，力图使学生理解每一个政治制度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空的流变必然带来制度的变化，因此我们要将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作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整体来加以认识和把握，从时空视域下观察“因子”如何发酵积累推动“嬗变”，“理念”如何传承孕育出新“制度”。

从制度史观的角度观察历史时，还需要把政治势力与政治制度相结合。“人”“制”互动，共同推进制度的演变。复杂时空的教学，在结构上如果没有一个贯穿时空的“支点”进行统领，课堂很可能就会变成知识清单的罗列。所谓“支点”就是在长时段多维度中能贯通上下的支架、关联左右的肯綮，一般要具备长期性和丰富性的特征。我们认为本课的“支点”就是“议政机构”的演变，从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到中世纪英国的议会、法国的三级会议再到近代英法美的议会，在其中我们既能看到制度设计理念的传承也能看到制度机构的创新。

综上所述，本课的教学立意是：从时空关联的角度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性和传承性，从“人”“制”关系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流变性，从而探究西方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上蕴含的智慧和不足。

三、本课教学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1.如何理解古雅典、古罗马的制度创新与“人”“制”互动？

雅典的民主制度以主权在民、直接民主和轮番而治为主要特征，这在初中和高中必修均有清晰的表述，选必修的重点则在分析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从政治势力的角度考虑正是小国寡民的城邦之内平民阶层实力上升、贵族无法垄断政权，平民与贵族阶层充分分享权力的结果，而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机关是维护这种结果的机构保障。平民阶层实力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对雅典民主制度经济基础的理解，我们以前多归之于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初中教材就一方面分析了希腊半岛多山的地理条件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同时又表示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是公民权的必要保障。而高中无论是必修还是选必修都没有提及商品经济对民主制度的作用，只是描述了地理环境不利于区域性大国的兴起和土地与公民权的关系。这种表述蕴含了学术界对雅典民主制度产生原因的新研究成果，即雅典的经济基础仍旧是农业，农民是公民阶层的基础。

“公民社会”是理解雅典民主制度的关键，什么是“公民社会”？很多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从历史语境进行理解的话，生活在雅典的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更加符合其原始含义，他认为公民社会“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这其中蕴含了三个问题。第一，雅典的国家主权由共同体下的公民掌握，参加城邦事务不仅是公民的权力也是义务。在权力结构上表现为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权力运行上实行集体管理，如有分歧“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第二，雅典的国家治理权同样由共同体下的公民掌握。因为公民都是自由的，所以每一个公民都不应该只被人统治而不统治别人；因为公民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分配同等的权力。为了体现这种理念，公民通过抽签的方式轮流执政，分享治理权。很多教师在课堂上都分析了抽签无法保证参政者的素质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如果从结果上看确实如此，但是从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雅典人已经意识到抽签方式的弊端，问题是雅典人知道后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一制度？关键在于对何为“民主”古人和今人理念的时空差异性，近代以后人们对“民主”实现与否关注的重点是结果，而希腊人关注的重点则是过程，所以只有机会均等的抽签才是真正民主的体现，至于结果则取决于神明。第三，“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此为了城邦公共的利益可以压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公民在自杀之前需要向城邦提出申请、公民不参加政治活动会受到惩罚都是基于这个理念。

在阐释雅典民主制度缺陷的时候，很多教师都会提及这是“少数人的民主”。但是在本课教材中仅提及雅典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为什么不再从拥有公民权的人数上强调其不足呢？这其实同样涉及能否遵循时空观念对史事进行理解。雅典公民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15%左右，30岁以上的全权公民约占6%。而英国直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拥有选举权的人才“从人口总数的大约2%增加到3.3%。”在前工业革命时代，雅典的集体管理体制是人类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不是缺陷。雅典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核心是围绕着国家权力如何向公民开放并在此基础上又如何维护权力的有效运行进行的；二是公民意识，它开创了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力参与国家管理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两者相较而言，在意识层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如果我们从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架构来看，其实它们与罗马的共和制度的框架更为相似。

与希腊城邦发展几乎同时，在距离它并不遥远的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城邦建立了共和制度，并逐渐从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地跨亚非欧的庞大国家，国家的成功与其优秀的制度设计是分不开的。罗马的共和制度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种混合政体，执政官代表王制因素，元老院代表贵族制因素，人民代表民主制因素，这三者既分工协作又互相制约。”王制的高效性、贵族制的精英性和民主制的凝聚性三种因素相混合，有利于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与近代“共和制”对位“君主制”不同，古代罗马的共和制度是相对专制而言的，因此西塞罗说“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当然这里的人民指的是公民。如何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呢？平民与贵族相互制约而形成阶层制衡，不使任何一方全部占有政权，但制衡力度的强弱取决于各阶层的实力对比。在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中，贵族无疑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其实质是贵族共和，教材中将之表述为“贵族寡头制”。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对近代权力制衡的政治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与近代西方代议制的分工制衡不同，罗马的阶层制衡尚还有很大的缺陷。另外，共和政体中蕴含的君主、贵族、民主三要素与近代西方的元首、议会、民众选举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巧合，而是有历史传承在其中的。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罗马共和国，伴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小农阶层逐渐崩溃，共和制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盘踞在元老院的日益腐朽的贵族成为人们攻击共和国的最好突破口。公元前后，屋大维创建元首制，罗马转为帝制；3世纪晚期，戴克里先正式称帝，共和制最后的外衣也被抹去。

2.如何理解中世纪西欧的制度创新与“人”“制”互动？

中世纪之初的西欧，分裂的政权、低落的王权、粗简的文化、衰退的经济等呈现出与繁荣时期的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图景，文明的发展似乎到此出现了断裂。但是拨开历史的迷雾，仍旧可以发现在中世纪冰层下文明传承的潜流，以古代希腊罗马遗风、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因素三种文明的结合为底色，新的政治制度逐渐形成。由日耳曼“国王—亲兵”关系发展而来的封君封臣制度，在诞生之初封臣就存在较大的独立性，封君最初只是为封臣提供衣食装备，两者的关系非常松散，到8世纪经马特改革之后才与土地的授予逐渐联系在一起。在改革之初，土地的授予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义务是及身而止，身死约停，但是土地一旦被授出其所有权就归封臣所有，国王很难控制，于是封地逐渐变成世袭，国王甚至于不能随意进入封臣的领地。基督教在4世纪末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后凭借其在精神、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在中古西欧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势力对比的基础上，中古西欧在国家制度上形成了教俗并立的二元体制；在权力结构上形成了国王、教会、贵族的多元权力主体。这种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对后世的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上层结构的多元并立和权力的碎片化虽然造成了中古西欧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但这种受到传统和法律保护的权力观有利于近代权力制衡制度的产生，这是欧洲率先进入近代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在封君封臣制度之下，领主与附庸形成了契约关系，在契约关系下“弱者对强者的反抗，即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当然这种以反抗权为代表的个人权利在中古西欧的等级制度下是有限和残缺的，但这微弱之光却是孕育近代法治社会的基础之一。

中古中期以后，西欧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复兴和自治。自治后的市民阶层力量上升，并冀图借助实力为自己在国家政权中谋取更大的发言权。国王由于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亟需来自城市金钱、人才和武装力量的支持，对此态度比较积极。依靠市民阶层的合作，王权逐渐取得了对教会和封建领主的优势，西欧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14世纪初法国建立了等级君主制，借助三级会议，确立了国王有权向全国征税、不经国王同意封建主不得建立武装等原则，并通过“阿维尼翁之囚”控制了教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俗关系。自11世纪以来英国王权就在不断地强化中，但是由于封臣的独立性，对于联合起来的贵族们，国王没有绝对的实力与权威战胜他们。约翰王统治时期因为随意没收封臣的地产，超出额度征税，使各阶层联合起来发动反抗并强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国王非法侵夺封臣各项政治经济特权、在契约规定的捐税之外国王若要征税须得到大议会的同意等。虽然它最初的出现是基于封君封臣制度的传统，但是其蕴含的“统治基于人民同意”的“有限君权”理念却为英国宪政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大宪章》签订后，英国的君主们逐渐认识到代表各实力阶层的等级会议是沟通王权和各阶层关系的有效工具，在国王的积极主导下，14世纪中期议会制形成。和法国相比较，英国在王权强化的同时，议会的权力也获得了扩充，成为中世纪英国政府的重要机关。英法两国的国王与等级会议关系的不同是近代以后两国形成不同政体的重要历史因素。

中世纪晚期以国王为核心的教俗贵族、市民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王权不断强化，从而推动“二元结构”逐步瓦解，“有限君权”趋向王权专制，封建国家趋向统一国家。这是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3.如何理解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与“人”“制”互动？

如前所述，英国在封建时代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民主主义”“法律至上”的宪政原则进一步地成长，围绕着议会逐渐取代国王统治国家、责任内阁制的逐步确立和政党政治的完善三条主线，呈现出原创性、连续性、渐进性、灵活性四个特点。以灵活性为例，英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宪法典，其宪法是由《权利法案》《嗣位法》和其他一些习惯法组成，这样“可以使统治阶级根据形势变化增删修改，解释和运用起来反倒得心应手”；以渐进性为例，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不是通过一部法律或者一次革命实现的，而是历经了200余年的渐进改良，直到18世纪，英国仍旧是贵族控制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后，民主与代议制才真正结合起来；以原创性为例，英国的制度建设与英法不同，并无前例可循，只能对“君主”“议会”“内阁”等原有机构依据现实需要改造赋新。自1689年以来英国经历了驯服王权到架空贵族再到民主制度的过程，这是英国的政治传统和近代以来的人文思潮、新教精神、经济进步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英国制度变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过程上，制度变迁可以用和平改良而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在内容上，议会制度的创立成为资本主义代议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尤其是在议会选举日益完善后，民主与代议制逐渐融合。议会虽是国家权力的中心，但被内阁等其他机构制衡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英国从中世纪的阶层制衡到革命前后的阶级制衡再到责任内阁形成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工制衡，既是基于“人”“制”互动的结果，也体现了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

美国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其政体设计是各利益集团围绕着两对矛盾进行的：“权利与权力”和“原则与妥协”。所谓“权利”指的是公民的个体和集体权利的构建、享有和保护；所谓“权力”指的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美国精英展示了平等、自由等公民权利是自然赋予的，政府无权收回更不能侵犯的权利观。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公民结合为国家，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让渡，为防止让渡后的权力被滥用国家权力必须被制衡，如在联邦政府内部三权分立，形成多权力中心。虽然参加制宪会议的各方代表利益不统一，但是为了应对邦联制下近乎分崩离析的状况从而达到整合社会、建立强大国家的目的，各方选择了在坚持原则下的相互妥协。比如联邦派与州权派通过联邦制的国家结构达成央地妥协：联邦政府掌握财权、军权和法权等国家关键权力，联邦地位高于州，但州不是联邦政府的下属单位，各州权力来自本州人民的授予，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大州小州通过参众两院议员的产生方式达成的议会妥协；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计算人口时达成的五分之三妥协等等。

美国通过“人民主权”“分权制衡”“联邦制”等原则最大程度的协调了疆域辽阔的大国治理与自由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对上分权制衡对下防范多数人暴政（既包括以民主为名的“人民暴政”也包括各州在联邦政府内形成多数从而否定不利于自己立法的多数州暴政），使民主共和制度突破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需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才能建立的怪圈。

进入近代以后，法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以及君主专制源远流长等原因导致了法国共和政体的确立非常艰难。“一票共和”说明君主派和共和派双方仍旧势均力敌。如何整合社会的分裂，避免重蹈大革命以来两次共和制都昙花一现的历史覆辙，这成为共和派考虑的核心问题。作为这种考量最终结果的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极具复杂性和模糊性。与美国总统制共和制相比较，法国总统不仅掌握行政权，而且任期长达七年，且经参议院同意可解散众议院，从这个角度看总统似乎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同时宪法也明确规定总统的行政命令需内阁副署方能生效，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这样一来法国到底是总统制共和还是议会制共和就具有模糊性，而这种矛盾性的设计正是共和派与君主派相互妥协的产物。于君主派而言，拥有巨大权力的总统一俟时机成熟即可摇身一变为君主；于共和派而言，以宪法的形式承认共和制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并且第三共和国政体建立之后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对法国屡次出现的政治强人干涉民主的痼疾进行了有效的制约。

作为胜利者的共和派愿意妥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君主派在当时的法国仍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还因为吸取了大革命以来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教训。1870—1940年的第三共和国建立后频繁出现政府的更迭，但是共和政体没有发生变化，就这一点来看，共和派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政治制度的发展既是各自时空独特性的产物，也是历史传承与现实创新的结果。就古典时代而言，雅典的民主理念和运作方式、古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及法治观念不同程度地融化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精神因子；中世纪的多元权力结构和等级会议制影响了近代的立宪政治。到了近代，各国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把各自的国情和历史传统相结合，确立了以分权制衡、政党政治、民主法治等为特征的一核多型的资本主义代议制，历经改革，西方政治制度渐趋稳定和成熟。

初高中衔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新课改普遍推行的背景下，高中必修与选必修的衔接也日益得到重视，本文尝试将两种衔接关联起来，以体现历史教学的渐进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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